中评社香港讯／美国《纽约时报》4月19日载文《中国需要MBA人才》，摘要如下：

　　在北京的一个傍晚，我游荡进了一家当地书店。我当然看不懂任何一本中文书，但是别人曾经告诉我说中国的城市人是贪婪的阅读者，在任何一家书店我都感受到了这种氛围。那些书店是巨大的：这让那种典型的巴恩斯诺伯书店（美国著名连锁书店，编者注）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孩子，人们都坐在地上安静的阅读着。

　　真正令我震惊的是接下来的事。你应该习惯于走进一个巴恩斯诺伯书店，第一眼看到的是那些闪耀着金光的小说的标题。可是，在这里，最醒目的位置上放着的是——管理学著作。

　　在一个又一个的书架上，我发现了吉姆柯林斯的“从优秀到卓越”，杰克韦尔奇的“韦尔奇自传”，汤姆皮特斯的“重新想像”，还有彼得•杜拉克的所有著作。

　　有一个因素也许能够解释这一切。在西方——更别说日本和韩国——管理培训都是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商学院毕业的MBA们在学习过程中被逐渐灌输着被大多数跨国公司所实践的基本管理过程和体系。那些爬到公司高层的人都是掌握了管理技巧的人。但是，也有很多的一级经理构成了公司的中间管理层——他们才是大多数公司的生机和活力。
　　在中国却不是这样的。“管理人才的缺口是巨大的，”郑宇生，长江商学院的副院长这样说。在我中国的两周行程中，我不断听到上述说法，幷且讲述者不仅限于商学院教授。“我们需要能够说普通话的首席财务官，”一家上海风险投资公司戈壁的合伙人托马斯•蒂绍说， “但是经常没有足够拥有能够胜任这一职位的知识和技巧的人。”

　　“要想找到一个称职的首席操作官是很难的，”马克鲁.麦克当格尔，一个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名叫金码科技的互联网公司的澳大利亚人说。他补充说“那些有丰富操作经验的运营好手通常都已经辞职开起了他们的自己的公司，或者被大的跨国公司招至麾下了。”

　　项兵，长江商学院的院长说“我们中国人工作勤奋，足够聪明。我们有激情和动力。但是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投身于技术发展而忽略了制度建设。同样，我们的管理技巧也是一个劣势。”

　　五年前，为了帮助中国培养公司经理人才，项先生在李嘉诚基金会的帮助下创立了长江商学院。（李嘉诚，香港建设者和商人，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列）在阿尔伯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项先生，那时候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教。在那儿，他开始了中国的首个MBA项目。就像他所教导的那些中国企业家一样，项先生看到了这项事业的潜力，于是就创办了长江商学院。

　　像其他商学院一样。长江有一个MBA项目。真正吸引他们来参加这个主要针对中国企业家的一周四天持续十九周之久的课程的MBA课程的原因是，他们都完全意识到如果不能快点得到帮助，他们的急速发展的事业将会失去控制。长江商学院的全体教员都来自像沃顿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之类的地方。长江商学院最有名的校友就是创办了阿里巴巴的马云和分众传媒的江南春。

　　发展过于迅速当然只是这些企业家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更困难的是那些根深蒂固的思考习惯和态度，这让中国企业家想要施行现代管理技术的努力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