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不但是书写历史的主体，同时也是历史书写的对象，他们通过历史记忆来接续和重塑文化认同与价值体系，而其自身在历史情境里的行动、选择、言语与心态又成为后继者发掘精神资源的重要媒介。在古代中国，这自然反映了一种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知识为权力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权力进一步确保知识的神圣性和有效性，其集大成者就是科举制度与普遍王权的内在结合，可以说，在古代中国，知识人既是社会的立法者，又是道德原则的阐释者，是背负着双重使命的社会精英。

　　但知识分子的这种角色，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和1912年帝制崩溃后，便日益黯淡，乃至解消。在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和运动中，我们可以窥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迅速边缘化，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边缘化，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作为权力的立法者的身份，甚至连阐释者的角色都无法扮演，最后沦落为完全服从型的理论工作者，丧失了所有的独立性和批判性。造成这种状况的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权力对知识分子的羞辱、迫害和压制外，也同时伴随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在精神上不断自我矮化，自我羞辱，将自身所具有的精神曲解成与平民、民主方式相抵触的人格特征，自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的粗鄙文化，最终流氓精神、痞子文化主宰了政治文化，权术压倒道统，学术沦为政治的婢女，结果是20世纪中国人心灵生命的萎缩与精神世界的崩塌。

　　也许，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可以更清晰理解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兴趣，所折射的也许不仅仅是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缅怀与哀悼的情绪，更多的是指向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希望通过这种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命、学术世界与社会生活的书写，来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今天的中国文化灌注一种“隔代的养分”。

　　体制内外

　　近些年这种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至少具有双重的启蒙作用，它既是对于一直以来被官方历史所掩盖、忽视或者曲解的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重新发掘，是在拆卸政治文化强加给历史书写的意识形态后的重新照亮，与此同时，这种对民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记忆也是对现状的启蒙与照亮，它从民国知识分子的言语和行动里借来精神的火种，把那一套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启蒙话语重新引进今天的中国社会，以承接未完成的启蒙任务。

　　民国知识分子史成为一个聚焦点，吸纳着各种力量的积极参与，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在学院体制内，余英时对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整体分析、王汎森对于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转变之区分、钱理群对于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持久关注、许纪霖对于20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的心态史与政治思想的研究、罗志田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化的一系列论述、章清对于胡适派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书写等，这些学者的著述代表着学院体制内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最成熟的研究。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学院体制外，也悄然兴起了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热潮，到目前也蔚然大观，获得了一个广泛而稳定的读者群体。他们往往并非历史系科班出身，但是却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有着强烈的兴趣，而且广泛搜阅史料，形成密切互动的共同体，用力甚勤，涉猎范围甚广。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傅国涌、谢泳、范泓、张耀杰等人。傅国涌的著作已成为近些年出版界一个持久的热点，他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私人述说，既注重史料的叙述，又不乏理性的分析，同时还有一种激情荡漾其间，尤其是其写作的速度之惊人令许多同行只能望其项背而兴叹。谢泳更曾是一个“老牌的学院体制外学者”，他从一本刊物（《观察》）、一个人（储安平）一所学校（西南联大）扩展到对整个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他的著述介乎学术论文与历史随笔之间，既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志趣，又有扎实的史料采掘和分析功底，而且文字平实简洁，不故作夸张之词以耸人听闻，可又能让读者领会到文字背后的深沉的关怀。范泓对于雷震和《自由中国》知识群体的研究则为大陆的知识分子书写增添了来自台湾的精神养料。张耀杰对于历史背后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势力、政党文化繁复的关系的再现，也为我们提供了宏大叙事的历史之外的现场感和细节性。还有一种虽然身在学院体制内，但其知识分子史的写作更接近学院体制外的研究者，而且其交往网络更偏向学院体制外的同人，比如南京晓庄学院的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