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热潮

　　民国知识分子热的典型表现是出版物的繁荣。这些年，大凡书名中有“知识分子”字样的，都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热门图书。比如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从知识分子个案的角度梳理历史中的隐秘的内心世界；许纪霖在继《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获得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图书奖后，结集出版的民国知识分子个案研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也获得好评，其所编辑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更成为知识分子研究的必读书；罗志田的《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将这个时段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困惑与取舍做了细致的爬梳与解读；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是学院体制内对胡适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中研究。

　　傅国涌的《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为理解那个大转折的年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虽是早期著作，可仍旧是理解抗战结束后、内战结束前各类知识分子的心态与选择的最好文本之一；谢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已成为研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一了；其他诸如邵建的新著《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范泓的新书《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张耀杰的《历史的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徐百柯的《民国那些人》、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等都是以民国知识分子作为书写对象的著作，并且都在图书市场上较受欢迎。

　　与书籍出版的繁荣相对应的就是发表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的刊物的兴盛。可以说，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链条。学院体制内的学者往往可以“双管齐下”，既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这种史学专业杂志发表学术体的研究知识分子的论文，也可在《读书》等非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具有研究性的历史随笔。而学院体制外的学者、作家往往大都是在《读书》、《随笔》等同类刊物上发表对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这种思想文化类刊物是承载民国知识分子史的主体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新出现的思想文化或文化休闲类刊物也是发表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阵地，比如《书屋》杂志，尤其对民国时代的报人知识分子给与了充分的关注。《万象》也刊发了一系列的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追忆或研究性文章；一些以书代刊的出版物，比如《良友》和《温故》等，时有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口述史，往往以叙述题材为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除了这些专业杂志和非专业杂志是出版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园地外，还有一类兼具学术研究和“非学报论文类写作”的思想文化杂志，也发表了一系列的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文章，例如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广州的《开放时代》，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刊物似乎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公共性和前沿性，几乎所有在民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有所成就的人，都曾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过文字。

　　除了这些杂志以外，一些报刊也是发表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空间。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多数都胜过上述杂志，所以往往能够为研究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学者、作家开拓更多的读者市场。

　　在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里，有一股支流也值得给以特别的注意，这就是经历过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管是自己撰写，或者口述，因为是亲历历史者的私人回忆，富有强韧的历史现场感和生动鲜活的细节，并且由于这些老人又都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所以这些对于民国的追忆在众多的民国知识分子史中显得尤其珍贵。

　　特征与异同

　　纵观这些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可以管窥到一些共同特征。从研究者来看，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进行研究的大都是学院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或者学院体制外的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学者和作家，这个研究群体多数是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在恢复高考上接受教育，并且大都在1980年代参与过新启蒙运动，在对于反右、“文革”的反思和文化热中重新确立自由和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现代理念，其知识结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与话语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若仔细考究，却存在一种认同、发掘与扩展启蒙价值的“态度的同一性”，对于代表世界潮流的自由与人权有着大体一致的认可，他们都自觉地与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抱持着或者拒绝或者疏离或者反抗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