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对象来看，这些历史著述绝大部分集中在民国知识分子中偏向自由主义的群体，或者是对民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重新书写，这样研究注重分析在以往的官修史书中被忽视的两个重要分支，通过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学术精神、自由意识、交往网络、思想观念、公共活动、政治选择等各个层面的分析，试图展现其整体性的或个体性的人格气象与真实面相，从而使得民国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或者完全两极化（非左即右）的知识群体，让历史中的知识分子挣脱其强加于其的标签与符号，呈现其内在的紧张与精神的多元。

　　从研究志趣与写作特征来看，这些历史作品大都具有可读性，充满细节与叙述，强调让叙述“说话”，强调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行为、言论与选择有一份“同情之理解”，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日渐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油彩，也摆脱被理论话语宰制的被动状态，知识分子史首先是关于在“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时代里的个人或群体的故事史，讲故事或者说历史叙述的艺术重新成为写作者关注的焦点，自然，这种知识分子的故事不同于说书艺人的故事或者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而是建立在对于研究对象的所有相关材料的细致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是用可靠的史料串联而成的故事，而不是以自身的价值与判断来裁剪历史。这也是民国知识分子史为何能获得读者广泛认可的原因，它们让读者在一个个知识分子的故事里获得启蒙、感受气节、认识历史。

　　从学院体制内外的比较视野来看，学院体制内的学者所撰述的知识分子史往往有一种比较明确的、甚至是比较固执的问题意识，他们探寻历史真相时有着浓厚的知识取向，换言之，他们常常在严格的学术标准下强调核心概念的界定与分梳、材料与论述的结合、局部细节的透视与整体历史的观照的相融合，而学院体制外的学者和作家的知识分子史写作，往往更注重在历史材料里发掘跟我们固有的认知模式相异的部分，他们大都没有将知识分子史理论化、学术化的冲动，而喜欢讲述不同历史时空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或群体的故事，尤其注重采掘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强权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精神，以及如何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细节。

　　因此，可以说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具有鲜明的道德取向，致力于发掘具有道德人格完整性与纯粹性的知识分子历史。或许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前者往往不满足于仅仅讲述故事，而倾向于分析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的来龙去脉，后者往往对于所研究的对象的人格有着一份深切的认同，或者批判，侧重对于知识分子在历史夹缝里的心境与心态的描摹。这就导致前者的文本的政治立场往往是草蛇灰线，无迹可寻，后者的文本则如梁启超的时务体，“笔锋常带感情”，痛快凌厉，直指人心。

　　从知识分子史热的时代背景来看，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面对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和全面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犬儒主义文化时，他们在阅读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共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诉求的自由、民主、科学与博爱等普世价值仍旧没有深深地扎根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之中，民国知识分子重建其作为社会重心的努力、以及建设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术社会的奋斗历程，都让今天内外交困、进退失据的知识分子有着深切的理解与认可，民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困境所展现出来的智慧、经验乃至教训，也成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接续“启蒙运动”的起点，甚至包括民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知识资源与道德话语，都成为这群知识分子史写作者批判性地直面今天的中国现实的精神与意义之源。换言之，民国知识分子史热，表面上是“历史的热浪”，其实背后翻腾的是“现实的潜流”，是知识分子在新的语境下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