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微杜渐

　　不容否认的是，民国知识分子史热并非白璧无瑕。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其实在笔者前述文字的分析中已然初露端倪。民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极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指称，就其所包含的知识群体而言，从宏观方面而言，至少有左、右之分，也就是左翼文人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众所周知，从90年代以来，自由、自由派、自由主义等语汇是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核心词汇，乃至朱学勤在1998年宣称“自由主义浮出水面”，顾准热、陈寅恪热、胡适热等都应该在这个历史语境来理解。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民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写作成为知识界和出版界的一个持久热点，受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和鼓励，对民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底色是自由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研究成为诸多学者、尤其是学院体制外学者乐此不疲的兴奋点。谢泳就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记者所引述的一些批评者认为谢泳与研究对象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太过于正面肯定胡适等人、而丧失了批评的力度时说：“他们都倒霉，太倒霉了！历史愧对他们！”而其朋友丁东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谢泳并没有拔高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为其正名，从其一再被贬斥和侮辱的历史里拯救出来。

　　这样一来，可以看见民国知识分子里的左翼阵营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淡化、忽略或否定。这样自然就损害了民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的完整性，导致“左膀萎缩”而“右臂发达”的不对称状况。这从谢泳、傅国涌、邵建等人的自由主义式的价值追求来说自然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现象，民国知识分子史热应该更多元，更丰富。退一万步而言，在我们重建今日中国的精神世界的时候，从民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寻求知识资源和精神力量自然是至关紧要，但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思想习性与行为模式，从其民国时期与政党政治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建国后直接与政党文化的联姻，其实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不对这一翼过去的选择站在历史的角度同样持“同情之理解”，同时，对后来的演变进行刮骨疗毒式的精神反省和历史反思，既非直面历史的精神，同样也会制约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在当代社会的生根发芽。

　　其次，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虽然是出版界和知识界的一股“劲流”，但是这些作品大都依据知识分子所留下的日记、书信、言论、报刊杂志、相关档案、公文来展开的，这些研究者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历史脉络大都有“具体而微”的了解，对于相关史料也比较娴熟。对于知识分子的兴趣是引动他们进行阅读、分析和写作的基本驱动力。但是，我们仍旧得注意，知识分子史是无法脱离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如果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之变动以及发展之方向，包括各阶段之差异，缺乏一种宏观的理解与审读，仅仅就知识分子而探讨知识分子史，则会限制知识分子史的胸襟与气度，最后就似乎变成知识分子在“自说自话”了，这就导致知识分子史的作品显得琐碎与断裂，缺乏一种史华慈所言的在处境、意识与行动的三维架构里来理解历史的张力。从这个角度而言，知识分子史研究需要与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者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更需要与学院体制内的近现代史研究者进行互动。而这些目前显然做得不够。

　　再次，尽管民国知识分子史成为一个热点，写作者也赖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但我们可以看见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者虽是一个多元的群体，但却并非一个能够形成共识且能有效交流的群体。这里，最突出的是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跟学院体制内的研究者缺乏必要的互动，甚至出现前者认为后者是在无意义地炮制“学术八股”和“学术黑话”，而后者也常常会觉得前者的作品虽然“叫座”，但却不会去“叫好”，因为那些仅仅是历史随笔，而非严谨的有开拓性和典范性的学术研究，甚且认为前者往往是为了达到文章“可读”而“以词害意”或“过度修饰”，他们会认为前者是“短平快”，产量惊人而质量良莠不齐，甚至进行重复性的写作，他们推崇的是慢工出细活。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前者是依靠读者市场、面向出版界寻求经济独立，所以得考虑编辑、受众和出版商的需求与喜好，而后者生活在学院体制内，基本上有一个生活保障，应对的是学术共同体的标准，以及学术刊物的尺度，自然得更靠拢“学术行规”来进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