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粗布蓝衣，一脸愁容，50岁的工人安宝元坐在一群衣着光鲜的企业老总、经理中间，显出几分不协调。

     12月7日至8日，在青岛举行的“和谐劳动关系与企业制度创新法制论坛”上，参与起草《劳动合同法》的权威专家亲自登台解读《劳动合同法》。安宝元连着听了两天。

    他拎着的布兜里，装着《劳动合同法》文本、释义，还有他的反映材料。老安在青岛一家全球五百强的大型外资企业工作了12年，眼瞅着他和厂里的劳动合同要到期了，厂里已经放出话来，不准备和他续签了，老安一筹莫展。

    老安拿出一本已被翻得卷了边的《劳动合同法》问：“这部法律不是马上就要实施了吗，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保护？”

    老安的焦虑与期待，同样写在来论坛听课爆满的企业家，以及许多企业人力资源部经理脸上。

    随着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的临近，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各地不断上演。

    从审议到通过，再没有哪一部法律像《劳动合同法》这样牵动人心。从华为7000名员工辞职风波到接二连三的企业裁员事件，没有哪一部法律在实施之前，像《劳动合同法》这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无论是在最普通的农民工中，还是在高级白领、金领中，都激起了巨大震荡和冲击波。

    全程主持《劳动合同法》起草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评价说，这部法律之所以引起如此众多的关注，在于它将成为扭转长期以来我国强资本弱劳力的标志性拐点，通过国家意志力的形式，缔造一种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

    矫正倾斜的劳资关系：中国要迈一道槛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拥有大量低成本廉价劳动力。经济发展迅速，蛋糕越做越大，但普通劳动者得到的份额并没有相应增大。

    在广东珠三角，近30年经济飞速发展，打造了高速经济引擎。而在这个引擎的深处，是流水线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身影，他们处于强资本弱劳动力格局的机器终端，终日劳碌，却待遇低下，超时加班，拖欠工资，机器吃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调查显示，过去10年广东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广东农民工工资10年只增涨了60多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工资是下降的。

    恶劣的劳动待遇，农民工无力抗衡，只能选择“以脚投票”，广东一度闹起引人注目的“民工荒”。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白皮书指出，1990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53.4%降到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从21.9%增加到29.6%。

    “应当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长除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以外，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青岛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室主任万振东说，这种利润侵蚀工资现象不仅表现在非国有企业员工收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表现在国有企业大量使用临时工等以降低用人成本。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势必造成全社会供需失衡，引起经济大波动和社会不稳定。据统计，1992年，我国劳资纠纷案有8万余起，到2004年，急增至26万余起。

    在国家立法者看来，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直接的利益博弈关系，利益双方通过法律进行博弈，有必要通过立法矫正长时期倾斜的劳资关系。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亚洲国家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的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保护。”信春鹰举例说，比如韩国和新加坡，他们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之后就由立法确定劳动者工资最低标准，标准定得很高，企业就觉得受不了，但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跳跃，才促使社会往前走一大步。

    《劳动合同法(草案)》于2005年12月24日首次提交审议，其后短短一个月内，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多达19万余条。一部立法，吸引如此多的公众参与，在新中国立法史上绝无仅有。

    信春鹰回忆说，这些意见中60%是普通劳动者提出来的，每天整理各种来信、电子信件都到晚上9点多，从中看到很多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生活艰难，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很差，非常受触动。

    “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现在中国到了这个槛，你要不要过去？从国家来说，真的是要过一个槛。”信春鹰说，种种现状决定了有必要在《劳动合同法》立法中，以国家意志的形式体现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原则、宗旨及框架正是在这样宏大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下搭建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