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好文章，如果以奴性和功利主义的眼光看，都会流于八股的模式，或者被八股化。《史记》是伟大的，但解说《史记》和理解《史记》的人，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在历史的空间飞翔呢？鲁迅的文本骇世惊俗，可是几十年来人们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解析他，将其生硬化，程式化，学生自然是反感的。

    鲁迅的文本骇世惊俗，可是几十年来人们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解析他，将其生硬化，程式化，学生自然是反感的。问题不仅在于课本的篇目选择的理念，还在于如何借助训练增加知识的同时，让孩子们生长出有趣的智慧和独立的意识，这才是语文课本和语文教学要存有的色彩。

    新学期开始，国内一些地区开始使用新版的语文教材，一时议论纷纷，媒体的争论也渐渐升温。语文教学的被质疑由来已久，可是一百年来，我们的争论似乎一直在一个怪圈里。语文课程的设置含着流行观念和文化定势的因素，一定时期的人们对自己的教育选择，有实用的一面，也有超功利的一面。同代人对己身的好恶未必看得清楚，对此，我们检讨得还并不如意。

    篇目的变化暗含教育观念的变迁

    上个世纪初，白话文确立前后，新式教育渐渐取代旧的私塾的模式，这个过程也是现代观念逐步建立的过程。教育在现代思想的确立上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它的内涵的看法很少统一过。近年来有关中小学语文编写的争论，其实也是五四后教育理念摩擦的延续。怎样的教材才是好教材，什么样的文章是青年人必读的文章，从实用的角度和超功利的角度看结论并不相同。

    前些日子关于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篇目的变化，以及金庸武侠作品的增添的炒作，还只是这种争论的表层现象。当经典被置换成新的精神文本时，一个问题是旧的经典还有无被接受的意味？一个则是新选进的作品真的有思想和审美的高度么？每个时代的语文教材都不能在此方面做得十全十美。这大概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自然，经典的理念和启蒙的思路是不同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教育学家对历史的判断与五十年代有别，学院派和民间思想者的文化态度也不尽相同。加之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因，语文课本的色彩是多样的。二十年代初北京的小学语文开篇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六十年代初的小学语文课本开篇则是“大小多少，上下来去。”七十年代初的小学课本第一页是“毛主席万岁。”这是时代的风气。现在的教育在科学理念和世界的眼光里，和过往的观念有所不同，那是自然的。

    国文教育最大问题是八股的流毒

    语文教学脱胎于私塾授课，又杂以西方的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一直在益智、益趣间盘旋，试图找到中国的智慧表达式。我国的新式教育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即1903年。1922年，全部学制进行改革，颁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与此同时，语文教学的一些规定也相应出台。民国期间的语文称国文，强调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古文和白话文并存。但如何通过国文的训练而使学生熟练地掌握旧有的文化，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内心的挑战。三四十年代，关于国文的编写与教学的争论不下于今天。以1943年出版的《国文杂志》为例，知识阶层的讨论至今仍启发着人们。那一年第二卷的《国文杂志》曾发表罗根泽的《抢救国文》的文章，对当时的高考试卷大发感慨，学生的考卷使其失望之处多多，原因是一些学生不能准确把握古文的规律。作者说:“依据部定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国文程度已经具有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而实际上大学毕业生还有糊涂或错误百出。”他从考生对语文的理解力里发现现代国文教育的欠缺。最后提出几点请求，一是教员要选讲学生合适的文章，二是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练习作文。不久，陈卓如在该杂志另一期发表《从“抢救国文”说到国文教学》，一反罗根泽居高临下的态度，反对刻意难倒学生，在掌握现代科技的时代，不是每个人都要读四书五经的。作者说:“我只希望现在从事国学教学的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于学生程度之劣，只有反省忏悔，努力寻求教学上的缺陷与学生的困难，加以纠正。”这场争论引起了叶圣陶的关注，他在其后写下的《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字》里，强调了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对古文的基本训练是不应放弃的。叶氏说:“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古书非不可教，但必须清澈通达的人才可以教。”叶圣陶指出，国文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文白问题，而是八股的流毒。八股与应试，是语文的死敌。活生生的文本被僵硬化，不可能使学生受益。要走出国文教学的误区，必须告别八股的模式。四十年代的这场讨论，现在想来，似乎是今天教育生活的再现。语文的设置与教学理念，乃精神生活的大事。我们文化中的八股主义不去，新的态势是难以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