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本报发表张维迎署名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章认为，“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讲事实，摆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该文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但也有人表示，“普通人的直觉判断有可能比专家学者的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更接近于真相”。在一些网站的“网友评论”中，人们对该文的理性逻辑不予置评，而是继续断章取义，恣意谩骂围攻，非理性的狂欢和喧闹被发挥到了极致。

　　事实上，在这些“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人中，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着意识形态大棒打击他人的人，更多的是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的荒诞与扭曲，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并不十分了解，对当下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的、综合的问题，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于是，“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我们从来不主张以理性思考“来排斥大众的直觉判断，乃至试图以此限制公众的发言权”。但是，如果我们故意无视历史和学术的内在逻辑，就会进一步走向褊狭和极端。改革固然不是一座神殿，但所谓“直觉”等感官本能却能为我们打开一扇魔窗，并进而主宰、异化民间话语系统和文化心理结构。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为此，我们将张维迎从当下的争吵中提取出来，还原到历史场景当中。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位“主流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经历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答案。

　　本报特约记者 岑科 北京报道

　　2006年1月23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的办公室。

　　地上放着两摞新书：一本名为《价格、市场与企业家》，收集了张维迎在1984-1987年发表的经济论文；另一本为《竞争力与企业成长》，主要是张维迎自2002年以来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谈话。两本书一头一尾，正好标注了张维迎二十多年来的思想历程。

　　张维迎，在今天的公众视线中，似乎只是一个研究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并经常在公开场合为企业家权益鼓与呼的大学教授。但回溯他二十余年的职业生涯，却更像一个反映中国经济改革逻辑与历程的特殊符号。

　　2005年8月，一份发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报告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份报告称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一时间，“房改把人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疯、社保让你明天喝西北风、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的说法应运而生，广泛流传。在此背景下，以市场化改革的是非为争论焦点，伴随着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与批判，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全面的反思。

　　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改革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从张维迎——这位曾经就职于国家体改委、后留学英国、现担任北大教授、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之一的代表人物身上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答案。

　　眼前的张维迎穿着简单，乡音浓重。他的谈话温和而尖锐。他似乎总想在极短的时间内表达最关键的内容，以至于表述常常产生一种跳跃感。幸好，正如他所说，他所有的观点都记载于他曾经出版的那些著作中，读过的人都能了解他的思想历程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但遗憾的是，完整读过他的书的人似乎并不多。

　　二十三年的思想脉络

　　“从1982年读研究生算起，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已经有23年。”张维迎说，“我所有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

　　张维迎出生于1959年。对1959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状况，他没有记忆。但他记得，自己上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也经常为吃饭问题煎熬，“经常饿得眼睛发晕，睡不着觉”。尽管如此，按他的说法，他的家境在农村还算中等——标志是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吃上一顿肉炒粉或饺子。

　　张维迎的学习天分很高。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数学考试大多是满分。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张维迎报考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时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系。进大学后，他循规蹈矩地学习，各科成绩在全班都是数一数二。所以毫不奇怪，他对书本上宣扬的“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率”的逻辑深信不疑。

　　他对当时“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很不理解，“要实现机械化就一定要有大规模生产，把田分了，怎么搞大规模生产呢？”当时，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民瓜分集体资产，有的地方一台拖拉机都被分成零部件被个人拿走了。“但想不到，几年以后，农民富裕起来，开始买自己的拖拉机。”

　　1981年，张维迎大学毕业，因为害怕按当时的政策被分回老家，就报考了本系的研究生。这是张维迎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1982年，他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年会，结识了茅于轼、杨小凯等人，学术视野大大提升。更重要的是，因为就读研究生，可以自由阅读现代经济学著作，使他的思想开始沿着经济学的逻辑独立成长。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而价格是经济运行最显著的信号。1983年，在系统学习了价格理论之后，张维迎对当时的计划价格体制产生了怀疑。

　　1983年正值中国的农村改革结出前所未有的硕果——中国首次出现粮食过剩。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放权让利，试点实行利润留成的承包制——这实际上是农村改革的翻版。

　　但人们很快发现，企业有了自主权和利润的激励之后，市场需求与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立即显现出来，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供求失调、价格剧变等乱象。一时间，“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企业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价格不合理”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实际上是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双轨制”提出以后，张维迎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1984年12月，张维迎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他在体改委工作了六年，期间，按照工作需要，他做过外汇、宏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研究，但他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家问题。

　　“价格不是自己形成的，它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活动。”在探讨价格改革的同时，张维迎自然想到了企业家的重要性。大师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对他影响至深：“正是企业家把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了经济增长。”1984年，张维迎接受了这样的观点。1985年，他与中央党校的盛斌合作完成了《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

　　在那时，张维迎很清楚，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根本特征是创新和冒险，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由国家拥有，企业领导没有动力去做创新和冒险，也不用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只是按上级指示完成任务的官僚经理。

　　没有企业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价格和“商品经济”。但企业家从何而来？1986年9月19日，张维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指出：企业家是明确的财产关系的产物；财产关系不明确，就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改革财产关系。随后，他完成了两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企业家与所有制》，明确而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1987年10月，张维迎被体改委派往牛津大学进修，在学术上大开眼界。但他“越学越觉得自己的理论功底不够”。1988年底，进修期满，张维迎想重返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但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使他的出国计划出现了波折。1990年夏，张维迎把工作关系转出体改委，经朋友帮忙，办完出国手续，于9月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

　　“我是带着中国的问题到牛津求学的。”张维迎说。正是出于对企业家和所有制关系的关注，他把学习的目标集中在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并于1994年通过了这一论题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的中文译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于1995年出版。

　　在这本书中，张维迎试图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脱颖而出的机制。其背后的含义是：当一个社会中不存在个人财产所有制的时候，就失去了判别企业家才能的标准。于是，大量一无所有的庸人和同样一无所有的能人混杂在一起竞争企业领导职位。结果，企业领导者的平均经营能力不超过社会总人口的平均经营能力。——那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这是牛津求学给张维迎的启示。1994年8月，张维迎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后转到光华管理学院)，开始运用他发展的企业理论对中国企业改革进行全方位的剖析与研究。

　　1994至1999年间，张维迎发表了大量关于企业改革的论文。他的核心观点是：国有企业在选择经营者和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机制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营者却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经营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就能保证自己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所以，国有企业的惟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1999年出版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

　　“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基本上不再谈论企业改革问题。”张维迎说。一方面，1999年2月，他被任命为光华管理学院的第一副院长，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另一方面，他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该说的和能说的都已经完全说清楚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此以后，张维迎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按照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只要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会自然消亡。所以张维迎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他还指出，在建立市场秩序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这些观点集中在2001年出版的《产权、政府和信誉》中。

　　最近三年，站在商学院教授的角度，张维迎对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战略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他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归结为“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竞争优势，并指出这种优势来源于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互补性知识与能力的积累。他还对企业的价值分享、职业化管理、国际化道路等问题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但他强调，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就一定会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