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张维迎有很多感触。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称谓，他觉得很有讽刺性。“像我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说话写文章都要非常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主流’。”

　　的确，如果认真考查张维迎的思想历程，可以发现，他的大部分观点，刚提出来的时候在学术界都处于少数地位；而相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更是可以用“异端”来形容。

　　1983年，在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媒体文章《为“钱”正名》。其中提到，“钱是社会的‘奖章’，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有贡献。”文章见报后，西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说：“维迎啊，党把我们培养大，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当时正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篇文章成为全国范围的批判对象。

　　1984年4月，张维迎提出价格“双轨制”，主张建立市场价格体系。他的导师担心，他能否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当时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信奉社会主义经济的价格必须由国家制定，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而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直到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被视为改革的突破性标志的会议公告中，也只不过明确我国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6年，随着企业承包制在全国的推行，越来越多的企业短期化行为出现，使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企业家的重要性。他们都认为，造就企业家队伍对保证改革成功和新体制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但对于如何造就企业家队伍，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并不重要；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写下了两万多字的长文《企业家与所有制》。这篇文章原定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一期发表。但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在清样已经排好的情况下，编辑被迫把文章的第二部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删除。这部分内容直到1999年才公开发表。

　　改革的现实远远滞后于张维迎的期望。1988年前后，企业承包制在中国的推广达到高潮。1988年2月，国务院公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为企业改革定下了基调。

　　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对企业改革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提出用“国家股份制”解决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以保证经营者的自主权；有人建议用“资产经营责任制”解决企业行为的短期化问题；还有人提出通过职工自治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但在张维迎看来，这些建议都在回避核心的所有制问题，是肤浅和无用的。他苦于找不到一种有力的理论对这些观点予以辩驳，所以才导致他1990年到牛津大学去求解“资本雇佣劳动”问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把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定为“抓大放小”，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此后，国有企业的承包制逐渐被公司化改造所代替。人们看到，一些国有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市，大部分国有企业建立起董事会、总经理等公司化组织形式。

　　对这些变化，张维迎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你不能用在马背上画白道的方法制造出斑马”，即，以国有制为核心的股份公司形式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出路的。不过这时候，张维迎已经意识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已不再(甚至从来没有)取决于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的看法，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现实中的对比发展。

　　1997年，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对此，张维迎评价，“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但他同时也很担忧，“如果说要在国有体制下摆脱困境，我能想到的惟一出路是回到国家垄断。”从那以后，正如张维迎所料，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越来越严重，而他对政府管制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

　　“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张维迎说。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政府当然希望自己的企业盈利而不是亏损，因此，它很容易有意无意地利用社会管理者的权力，为自己下属的企业谋求垄断地位和利润。这就是出现政府管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0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张维迎更明确地指出，当前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某些政府部门可以随意地制定法律法规。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这些部门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规范市场秩序”的旗号。但仔细分析，大多数法律法规的出台都是为了增加这些部门的寻租机会。他说，“如果取消审批制，中国的GDP至少可以提高30%，腐败现象至少减少50%。”

　　对于如何减少经济中的寻租活动，张维迎2004年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直指政府体制改革和独立司法制度。他说：“如果政府体制不改革，政府的权力很大，腐败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

　　2005年3月，在北京某经济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张维迎呼吁，中国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澄清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什么。他认为，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全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化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这些观念如果不能在社会中形成共识的话，好多其他的讨论都难以进行。”

　　“改革是不可设计的”

　　仔细分析张维迎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到：他对改革规律的总结，往往能得到事实的验证；他的学术专著，在经济学界被引用的次数遥遥领先；但他对改革方向的倡议，却很少真正得到采纳。

　　一般认为，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是张维迎最先提出和系统论证的。但他自己很清楚，“双轨制”并不是一种改革方案或建议，而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实际上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地方分权自发产生的。”当时，由于企业自主权扩大，有了追求利润的目标，就必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结果产品的供求和价格偏离原来的国家计划，这就产生了双轨价格。

　　最初，政府并不承认市场价格，禁止企业按照市场价格交易。但计划价格是一个缺乏市场基础的“死数”，按计划价格运作的企业不可能长期生存。所以追求自利的市场主体纷纷想办法避开计划价格的管制。例如当时，地方政府就发明了一种“串换式”交易制度来避开管制。“到了1983年，虽然官方没有废除计划价格，但是大多数机械工业产品实际上已经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了”。随着时间推移，计划价格逐渐在经济中消失。

　　张维迎对价格改革的核心观点是：企业自主权与固定价格体系不相容，只要不废除计划价格管理体制，价格就不可能合理。因此，“价格改革的着眼点应该是放开价格管制，而不是价格调整”。这样的观点，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政府经济部门的认可(或者说曾经被认可，现在又被抛弃)。人们可以看到，最近两三年，发改委的官员们又在为调整煤、电、油、气等商品的价格忙个不停。

　　同样，在企业改革问题上，张维迎的设想也从未得到实施。按他的观点，国有企业与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价格体系是不相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分解到个人。从1986年起，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已经有20年。其间，无论是承包制还是国家股份制，都不是他设想的企业改革。而且直到今天，国资委对企业的管理依然停留在他论证过的“马背上画白道道”的阶段，例如停止股权转让，而去建立董事会、全球招聘总经理，等等。

　　不仅如此，相对于张维迎的主张，很多经济政策现象正朝改革的反方向变动。例如，张维迎一直主张要消除行政垄断，但2006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对《反垄断法》草案进行了一次改动，“反行政垄断”专章被整体删除。再如，张维迎一直强调保护产权对建立市场信誉的作用，但2005年底，“陕北民营油田案”的维权人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送上法庭……

　　这些现象表明，经济学家的观点对改革进程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浪潮。张维迎的研究表明，这是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所致。而地区竞争的源头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实施的财政包干制。其中的逻辑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各地政府要促进本地企业扩大其产品市场份额；为了激励企业领导，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股权；产品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地方政府的股权让渡得越多。“这就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

　　通过这些研究和观察，张维迎对中国经济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张精心策划的蓝图”。无论是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还是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告终的改革措施，还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多种势力或群体博弈的结果。

　　其中的原因是：社会中每个人时刻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改革以及想要怎样的改革，并不确定。接下来，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官员是否真心拥护改革以及怎样去执行改革，又是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结果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与前景，就能得出更加清醒的认识。在当前，很多人抱怨“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贫富差距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市场化。同样，当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当前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是权力干预市场、市场规则被破坏的反应时，他们并没有解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会出现逆转。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张维迎说。上个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领导者们开始改革的时候，并不是想建立市场经济。相反，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这里的关键是，当时的计划经济已经维持不下去。所谓改革，就是借鉴农村的经验，在企业和地方政府中推行承包制。

　　后来，正如人们所见，企业的承包制并未挽救国有企业，但地方政府的财政包干制却刺激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促成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从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到了1990年代，当张维迎宣称“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时，他没有想到，民营化本身造就了民营化的障碍。其背后的原因是：当民营化带来经济高速增长时，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又重新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事实上，过去发生的民营化并不是因为政府想要民营化，也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信奉民营化，而是因为国有企业本身难以维持，成为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一旦国有企业由政府的包袱变成巨大的利润来源的时候，民营化的动力就变成了维持垄断的动力。而且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的财力和在经济中寻租的机会也在增加，在政府权力缺乏足够的监督与约束的情况下，出现更多的腐败与破坏市场规则的现象不足为奇。这大概就是过去几年“市场化改革”带来众多社会与经济问题的真正原因。

　　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会如何？2001年的时候，张维迎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走向何处已经不完全由自己决定。“竞争是改革的动力，它会使中国主动或被动地走入正确的轨道”。2003年的时候，他说，改革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在多年前被小平同志推倒，“改革一定会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下去。”

　　此时此刻，他对改革依然抱有信心。他认为改革不会出现大的倒退，“但走下去也不容易”。障碍在于有的政府部门始终想维护自己的权力。他所担心的是，某些社会舆论会被这些既得利益阶层利用。他非常期盼，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帮助大众形成一些理性的思考。“不要光想我们希望什么，而要想我们能做到什么。”张维迎语气平缓，但反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