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江南时报》消息：中国穷人收入透明完税率最高，税改只济贫不劫富。个人所得税法修改主要涉及两项内容：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高收入者要自行申报。

　　经济大师约瑟夫·熊彼特说：“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是的，从没有哪个税种的“微调”像个税改革这样让老百姓“牵肠挂肚”，按说1500的起征点，我们该满足了吧？然而，坊间和学术界的焦点却不在于此，而在于对“个税公平”的期待，其中很重要的是对“富人纳税”的关注。我们为什么那么关注富人纳税呢？

　　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中，“税”体现的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在“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大旗下，劫富济贫的理想主义是幼稚的，但“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却是明确的。当我们身陷于贫富差距的无奈时，需要国家利用经济杠杆来调整社会财富的配置，这是政治民主与自由的物质基石。不是我们热爱富人的钱袋，是我们忧虑过大的财富差距下，自己的教育公平、机会公平等“门票”还能否买得来？

　　我们为什么那么关注富人纳税呢？因为中国富人的“财富品质”之不足。“财富即品质、财富即责任”的意识在嗷嗷待哺的慈善事业、穷奢极侈的境外消费中让世界“惊叹不已”。个税改革的“公平底线”下自然不能再使其成为制度的溺爱之鱼——因为，财富的责任和义务需要和权利对等。请让我们来关注当下被引用最多的两个数据，一是2004年中国的个税收入1737亿元；另一个是这其中65%是收入并不高的工薪阶层缴纳。理性审慎的个税制度自当是塑造财富品质的制度性土壤。

　　我们为什么那么关注富人纳税呢？因为我国个税征收方面存在的“贫富倒挂”现象历来倍受诟病。2001年中国7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及总量的10%；《福布斯》5月24日发布“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称，中国内地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监管早已是当务之急，在更新观念、变革体制、完善制度的同时，加强技术操作的能力，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个税改革的这次可操作性革命自是责无旁贷。

　　马克思说，“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由此而言，我们关注富人纳税，也是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表达我们的良好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