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近4年多的数据不难发现，外储来源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资本项目已经取代经常项目成为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而外汇储备来源正在债务化。

　　如果以当年贸易顺差与当年新增外汇储备之比，来计算经常项目对新增外汇储备的贡献率，我们发现，这一贡献水平已经从1999年的300%（其他项目为净流出），大幅下降到2005年的48.7%。而综合2002年至2005年，四年共189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对6507亿美元外汇储备增量的贡献率仅为29.2%。另外，在资本项目也具有稳定性的FDI贡献率也呈下降趋势。

　　这即是外汇储备增长最重要的结构变化，储备来源的稳定性在减弱，债务性资本流入成为外汇储备激增的主要因素。

　　可以说，特别是从2002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大规模增长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结构性变化的隐忧。这提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能只看外储增长的数量，而忽视外汇储备本身的质量问题。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外汇储备在总量上超过日本也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已。

　　与外汇储备结构性问题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多大的外汇储备规模才是最优。按照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为三个月进口规模和短期外债数量，据此，不少经济学人士计算中国外汇储备最优规模为3000亿美元左右。

　　对于外汇储备到底达到怎样的规模才是最优的问题，给了我们另一个视角——外汇储备本身的稳定程度是多高，这其中有多大比例不能承担其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

　　除了外汇储备本身结构的变化，我国国际收支日趋短期化的现象也同样影响着对外汇储备最优规模的判断。根据计算，从1994年到2005年上半年，以长期资金为主的国际资金流动正在被短期资金的“大进大出”所取代。2005年上半年，短期资本流入方面比例达到了79%，短期资本流出比例则达到89%，均为最高水平。

　　外汇储备本身结构的变化，与国际收支的短期化一样，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我们无法详细计算最优的规模总量，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需要比传统讨论更多规模的外汇储备。

　　此外，当前外汇储备增量具有债务性资本流入性质的另一个方面，意味着中国在逐步增加对外债权。对一个高储蓄率国家来说，将其中一部分储蓄转化为对外债权以增加对外财富的积累并不是坏事，只是外汇储备增长的表现形式，不需要一定只是美元资产，即便是美元资产也不一定是收益率较低的美国国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