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为金融学教授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遇，但商学院显然是金融危机的大输家之一：来自大公司的赞助锐减、MBA就业受到严重冲击、很多企业收紧了短期培训预算。然而，鉴于商学院与华尔街的紧密联系，商学院不应该简单地把危机的责任推卸给金融监管当局的无能和金融机构高管的贪婪。商学院也必须借此反思自身的社会责任。

　　商学院与当代金融史上的历次金融危机都存在瓜葛。1987年美国股灾的罪魁祸首之一——“垃圾债券之父”米尔肯（Michael　Milken）是沃顿商学院的MBA校友，他因内幕交易而锒铛入狱。1998年，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商学院教授Robert　Merton和斯坦福大学教授Myron　Scholes参与创办的LTCM（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陷入破产危机，迫使美联储伸出援手。2001年，安然事件爆发，由于安然公司董事长肯尼斯·莱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商学院再次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

　　次贷危机也不例外。哈佛商学院教授Jay　Lorsch和Rakesh　Khurana指出：“作为金融界专业人才和思想的来源地，商学院也必须为次贷危机承担责任。”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对金融创新的过度放纵，特别是CDS等衍生产品的膨胀，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

　　回顾金融创新的历史，最初设立的农产品期货是为了帮助农民规避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20世纪90年代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技术的发展，使得金融衍生产品日趋复杂化和模型化，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沦为金融界自娱自乐的游戏。次贷危机的爆发，可以说是对金融衍生产品脱离实体经济需求恶性膨胀的一次大清算。在金融工程学中举足轻重的Black-Scholes公式就是商学院的两位教授发明的。

　　其实，领导力大师Warren　Bennis于2002年发表的《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一文，很早就警告了商学院日益“偏离实体经济需求”的危险。在他看来，很多教授沉迷于撰写那些没有几个人读得懂的晦涩论文，而忘记了商学院的真正使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金融衍生产品的悲剧是对商学院教授“向上弱智化”（dumbing　up）的一个很好的注释。

　　因此，商学院如何让学术研究回归商业本质的需求，是金融危机提出的重要课题。

　　商学院也未对安然事件揭示的公司治理危机给予足够的关注。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美国次贷危机不过是安然事件的翻版。由于股权过度分散，上市公司股东倾向于用脚投票，而董事会也逐渐沦为橡皮图章，导致了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

　　如果说安然公司采用的是财务欺诈的伎俩，那么次贷危机中金融机构的手法则更为隐蔽：管理层承担巨大风险进行投机来获得天价奖金，即使公司濒临破产自己仍能高枕无忧。AIG的“奖金门”深刻说明了现行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管理层在公司巨额亏损的情况下仍能合法地获得高额奖金。安然公司当年是通过大量的SPV来隐瞒亏损，如今的金融机构则借助大量的衍生产品来逃避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约束。两者可谓殊途同归。

　　安然事件催生了治标不治本的Sarbanes-Oxley法案，而次贷危机爆发后对金融监管的过度聚焦很可能让我们再次错失公司治理改革的良机。

　　安然事件后，美国主流商学院纷纷开设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方面的课程。但从次贷危机的结果来看，单纯的商业伦理教育是靠不住的。商学院应该减少对高深的数学模型和衍生产品精巧设计的关注，转向制度和机制设计的研究，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以实现失衡的权力天平向股东一方的摆动？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完善以避免金融机构“大而不倒”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国际货币体系如何改革，以改变美国挟储备货币地位而号令天下的状态？如何更好地预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减轻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