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有一次，公司有一个项目要推出，我的部门提议政府开盘的时候开出价钱，我当时很想了解这个定价是怎么来的，所以在复印价格单的时候我多复印了一份。

　　信跃升：拿回去慢慢研究？

　　施永青：不是。等星期六下班之后，我自己到楼盘去察看，想算清楚定价是怎么定的，结果发现公司定的价钱太保守，他们定这个价钱是根据一个多月前的市场数据，市场随时在变，现在的价钱可以再高点。我觉得机会来了，真正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到了。

　　主持人：之后您怎么做？

　　施永青：我连夜写了一个报告书，本来交给最大的老板，但考虑到最大的老板不一定肯见我，毕竟我只是一个办公室助理。最后我交给了他的秘书。

　　主持人：结果呢？

　　施永青：结果是我的顶头上司叫我去，不过我的顶头上司人还是挺好的，他没有怎么责怪我，说他们看过之后也觉得价钱可以加，我本来是提议加10% ，他们比较保守先加5%，等卖光后加到10%、15%，最后全卖没了。

　　李若山：您一看就是做老板的性格。我也在一家国内的房地产中介做董事，看到你们的模式，听说您的策略是乱开店，乱用人。

　　施永青：也不是完全乱开。但确实不是按照一般人开分行的模式，我开店有准则，就是你赚的钱积累超过三个月以上的开支才可以开店，开在什么地方呢，就开在你的周围。

　　主持人：自己的店旁边再开一家中原，岂不是要互相打架了？

　　施永青：不会打架。这么分析，如果你赚钱了，说明市场还有余利。如果我不开，我的对手就会开，竞争就越激烈。如果四周都是中原的店，反而能够带动这个区的业主的关注，知道很多楼盘都是中原做成的。

　　天助我也的低潮

　　信跃升：我有一个问题，像地产这样的公司，每一个业务员都是很独立的，那么人员流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有可能这一个人做得好，他会带走一批人或者整个这一个区的人，您是怎么把您的团队带起来的？

　　施永青：我只做两件事情。第一搞好公司的品牌，让他们知道在中原做比自己开店容易；另外我的电脑系统、数据系统、人事系统、法律系统、行政系统，都可以给他们很大的支援。坦白地说，去年公司收入好的员工有二十个左右，都是超过八位数字的，这种情况是你叫他们走，他们都不会走。

　　主持人：您平时对下面的员工严厉吗？

　　施永青：我不喜欢把下面的人都管死了，管死了只能够跟着你做，就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所以，我会给他们一定的自主空间。

　　沙 莎：房地产本身是一个周期性非常强的行业，如果有市场低迷的时候，您还能够用同样的激励机制把大家凝聚起来吗？

　　施永青：进入低潮的时候我其实不担心，低潮的时候，所有的公司都要去面对，这叫排队去死，大家一起排队去死，领袖公司你就可以排在后面，做得不好的公司就会排前面早死。我想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可以死得慢一点，僧多粥少，如果多死几个和尚我们就有粥吃了。

　　主持人：您做了30年房地产，在香港是不是也经历过很大的低潮。

　　施永青：是的。1983、198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进入低潮，当时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听毛主席的话，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以前我是工业、商业、住宅、写字楼都做，当生意不好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员工都集中一点，就做其中一个小区叫榆景湾。因为别家都是派一个人、半个人兼顾这个小区，我是全公司6个人都做这个小区，结果我们赢了。

　　主持人：毛主席的话救了您。1997年又经历了一次房地产危机，您怎么渡过的？

　　施永青：我说不用担心了，让他们去死吧。我花了这么多年想把我的对手打败都不成功，现在天助我也。香港本来有五大代理公司，经过这个低潮，只剩下两个。

　　主持人：1992年的时候，您的创业拍档，就是您的中学好朋友王文彦，因为管理理念不合，做了在野股东，由您来全盘执掌中原。想和您求证一下，王文彦说常常看到您在办公室剪脚趾甲，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施永青：其实他是想说我这个人比较懒，指我的无为而治，我老婆也说我的无为而治是懒人哲学。我跟他性格不一样，他是那种管得很严、很细致的一个人，而我更愿意放手让员工自己做，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比我做得更好。

    　房价涨跌的影响

　　信跃升：现在王石说国内地产要跌，上海万科提前降价了，您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风潮。

　　施永青：我其实很早就说房地产价格要跌。之前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有一部分是给投资者扭曲的。这种升得快、升得高的价格给了开发商一个错误信息，导致都一窝蜂地去建豪宅。但中央现在要求多建90平米以下的，这个规定会让很多开发商尝到苦头，豪宅会出现租不出去的情况。如果租出去的话，租金的回报率跟其他投资的回报不相称，市场也会改变的。

　　施永青：个人买房如果是自己住，我的策略很简单，有钱就买，有能力的时候就买，不要怕错买，自己住怎么都不会亏，买时房价高，可一段时间后继续增长的话，还是能弥补过来。有能力的时候为什么不提早改善自己的生活，一直等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房价最低啊。